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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有关美籍华人的报告。

[①]所谓政道即是关于政权的道理，政道，即政治上相应政权之为形式的实有，定常的实有，而使其真成为一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之‘道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众所周知，我们前几年一度掀起了德治与法治结合的讨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更没有得到落实，这里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是我觉得从理论上说，没有提及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西方，我们既不盲从，也不漠视。[⑥] 程宇宏：《试论治道与中国管理哲学》，《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统计《荀子》一书，称后王的有12处，称先王的有14处。

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论语·雍也》）又说，上好礼，则民莫不敢敬。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实属过当，完全抹杀了人类身上的自然属性差异。

孝自身起码具有三层含义，首先是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伦理，然后是一种推衍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再后是一种国家政治结构的建制理念。这一重建，不是帝国重塑，而是作为万国之一的中国之自述。而为了反对现实，去逆转或者拿出一个古典方案来倒转现代，并由此确认自己的儒家立场，这确实就会遭遇一个真儒与伪儒之辨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对现代本身持坚决反对态度，人们就有十足的理由说你是伪儒。但遗憾的是，大陆新儒家认为自己有能力提出一个与西方现代方案不同的替代性方案。

大陆新儒家认定儒家风云际会的时代已到。刘锡鸿的变化值得玩味：一个儒家官僚，曾经以如此坚强的信念抗拒现代变迁，信守儒家中国比西方国家更为先进，然一旦接触现实，信念随即改变。

尽管从总体上讲的现代新儒家已经处在民国这一中国的现代国家环境中，但新儒家的宏观思路，与刘锡鸿何其相似乃尔。由此展现的国家发展问题，从两个向度上呈现出来：一是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向度上，呈现出治穷向治愚的演进。他一方面拒斥陋儒的官本位，在友人劝其继续为官的时候讲，我一生信奉《论语》，挣钱，有什么卑贱的，像您这样鄙视金钱，国家就不能自立。二是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向度上，呈现出利益分享向政治分权的进步。

尽管有论者指出三纲说主要是强调纲举目张意义上的强势一方的责任，并不存在对弱势一方的支配。倘若认定儒家典籍仅在作为经的时候才具有权威，那么就将儒家典籍的权威依附于政治权力，这就戕害了儒家典籍的生命。如果说康有为只是为现代新儒家预制了思想方向、预定了致思路径，那么从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马一浮等人到牟、徐、唐等学者，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学生辈，几乎都承诺了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西方价值，但也都表现出儒家思想高于和优于现代西方思想的特点。从现代新儒家发源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中经国民党统治时期现代新儒家人才辈出的鼎盛时期，再到港台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以及学生辈的发扬光大，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民主与科学呐喊。

在这个意义上讲，因应于现代变局来制定现代中国的建构方案，可能才是真儒的态度。现代变局之谓变局，不单是指中国必须解决被动挨打的国家危局，而且包括建构一个发展更健全、心理更健康、文化更自信的国家。

这个时候，大陆新儒家却说要看其温和言论，不要看其极端言论。在这个时候，是靠儒学的构思解决问题，还是在儒学与国家处境关联上思考问题，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立于当下，儒学得继续秉承人的价值，由此为现代儒学扎下坚强的时代根基。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转型困难得多。日本卓越的企业家和工商理论家涩泽荣一所著的《论语加算盘》及其相关论述，可谓儒家现代商业伦理的经典。于是，完全脱离西方，并且带有反西方特征的思想就可能因此获得自持的思想动力。这就意味着传统儒商必须转变为现代儒商，那种仅仅推崇儒家德性伦理的主张，似乎必须与商业，尤其是大型复杂的工业化商业勾连起来，否则就很难与现实需要的工商伦理扣合起来。无视这样的政治现实性特质，大陆新儒家不仅会丧失政治判断力，失去判教资格，更会落个寂寞无人问的悲壮结局。

[注12] 沃格尔认为，日本人的这些特点，正是他们领先世界的精神基础和行为动力。这从大陆新儒家坚持忠孝直接贯通的主张上面可以得到印证。

所谓面向事实，就是面向无法逆转的、随自身逻辑演变着的现代局面。他们的历史情结之强，已经很难化解。

在力图为国家建设拿出方案的时候，儒家需要贴近权力，权力也需要儒家介入。之所以断言它是一个有待证成的论说，一是因为它还缺乏强有力的理论论证(demonstration)，更多表现为论者的一种意欲。

不过，很多认清自己性别特点的女人，就是靠色相博上位，大家看看现在的媒体、网络，都是在宣扬这类经验，还把某个部位叫‘事业线。假如这样的思考方式体现为大陆新儒家的一致性思维特点，那么大陆新儒家就只是为规避现代挑战的古代儒家。真正体现现代特质的儒家，一定是基于现代事实认知的儒家：不仅需要与时俱进，而且需要平权精神。而在建国的进程中曾经被强行压制下去的传统资源，便有了重新发挥作用的契机。

李鸿章曾经将中国的现代变迁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注2]，这一变局，一方面是李鸿章所指出的中国与全球通商，另一方面则如毛泽东所说，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历史意识支配了他们的历史想象。

儒家的仁爱与古希腊的正义，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供给，可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二者，既然启蒙心态的超越必须以承认非西方价值的现代作用为条件，那么非西方国家如中国就完全可以自主设计一套现代方案。

又如为了突出儒家不只是无条件夸张人的作用，而将天的地位突出出来，并将之作为儒家的第一价值对待。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

可见，声称的儒家自身有一个接受判教的预设问题在，是否儒家的判教权力，并不是天生属于声称的儒家的特权。这一局面，以自由、民主、法治等为核心价值，以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与多元社会为基本结构。这里涉及三个需要稍作分析的问题：一是现代变局之从被动挨打向富强文明的艰难转型或更化问题，二是中国现代建构是不是仰仗传统资源的问题，三是如何重启传统儒家资源才能促进更化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变局完整含义的体现。

假如传统儒家什么缺失都没有，完全足以应对一切挑战，那么如何解释儒家没有促成中国的现代转变，且在晚明以后就丧失了思想活力呢？进而也就无法解释在与现代西方国家遭遇时，中国因何落后挨打呢？一种历史主义的合理解释是，中国遭遇了现代变局，这是古老中国所处的被动局面，由于这一变局由一系列儒家不曾面对和处置的现代崭新问题所构成，因此不是传统儒家可以直接提供如何解决问题的答案。就此需要指出，儒家，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儒家，很少有机会、有能力生成一种与诸家共处的习性。

保守派对传统严防死守，拒不承认中国与西方在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如果简单断定儒家讲孝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说辞，是颇为轻率的。

背离这一事实，就只有非现代或反现代儒学。对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加工和改良，于是完成了最优良的现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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